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秋季学期第2期“前沿研读沙龙”活动与2023年10月7日在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行。
本期读书会邀请到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葛晓畅和清华大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李丹成主讲，内容为复刻期刊文章“Chinese Aid and Local Ethnic Identification”中的统计分析过程。
01主要内容
葛晓畅同学首先介绍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中国的援助项目的实施是否会使项目附近区域的族群认同更加突出？作者认为，既有非洲族群动员相关研究更多聚焦于选举时期，这类文献强调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角逐导致族群认同激化；在作者看来，这类文献对于发展援助的影响，尤其是对受援地区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鲜有涉猎。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作者认为这是首篇系统发展援助项目对非洲当地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
作者基于“族群认同是被后天建构”，这一建构主义理论路径提出了两个援助激化族群认同的理论机制。第一，争夺与援助有关的资源可能会激发族群身份认同。换言之，因援助而涌入当地的经济资源可能会导致资源争夺，进而使族群认同变得更加显著。第二，援助分发时所感知到的族群偏见可能会引发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不满，强化相关群体的族群认同。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主要是族群意识是由援助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所产生的。为了对上述两个机制进行验证，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1.中国援助对族群认同的影响是否与他国援助存在不同？如果中国的援助同其他国家相同，则表明援助资源的流入确实会激发族群间的竞争。
2.中国的援助对于不同族群的族群认同影响是否存在不同？族群主要被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主要根据受访时，被调查者是否与时任总统处于统一族群为依据进行划分。
02研究设计
文章主要使用了Afrobarometer从2000-2014年的的问卷调查数据和AidData援助项目数据。在变量方面，文章将族群认同作为因变量，居住于正在实施的援助项目附近（25公里）、居住于将要实施的援助项目附近、族群群体状态（内群体或外群体）作为自变量。文章主要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个体信息和国家、地区等固定效应后，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居住在援助项目附近确实会使族群认同更加突出；第二，援助项目并不会对居住在附近的不同族群群体的族群认同产生不同影响；第三，中国援助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同其他国家确实存在差异。这表明，一方面，中国的援助确实会加剧受援地区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文章中提出的两个机制并未得到充分验证。
03代码解读和总结评价
在总结部分，李丹成同学再次回顾了本文的研究出发点：Axel Dreher与其合著者认为，中国援助可能特别容易被从事权力互惠政治的政治家所利用，这引发了关于援助的潜在外部性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如果发展金融最终流入政治精英及其族裔地区网络的口袋，是否会加剧族群不满情绪并促使族群动员？本研究中调查了中国发展项目是否使非洲合作国的地方族群身份更加突出。本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机制。首先，对援助所构成的资源流入的竞争可能会激发各种各样的族群身份认同。其次，对于有利于少数族裔的族群偏见援助的看法可能会使不利群体的族群身份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该研究探讨了中国发展项目的实施是否使族群身份在项目地点附近更加突出，潜在的影响是否在各个群体之间一致，以及是否在各个捐助国之间存在差异。
其次，在数据与识别方面，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一个新的地理参考数据集，该数据集记录了中国自2000年至2014年向非洲提供的发展金融项目在次国级的分配情况，这些数据与非洲十一个国家的50,520名调查受访者进行了地理匹配。为了解决中国项目地点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比较：居住在在采访时正在实施中国项目的地点附近，与居住在在采访日期后将出现中国项目的地点附近。
最后，本文的实证结果的确表明，平均而言，居住在正在进行的中国项目附近使族群身份更加突出。这一发现在各种子样本下都具有稳健性，因此引起了对援助潜在重要外部性的关注。结果提供了一些线索，即总统的同族人可能更容易在其附近拥有中国项目地点。然而，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中国存在对本组和外组的族群身份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关于机制，本文不能得出结论，即中国项目地点附近观察到的更强烈的族群身份是由于感知到的族群偏见引起的。
在评价部分，李丹成同学针对本文论证的有效性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本文的核心识别策略：通过比较生活在不同项目状态附近的受访者来控制选择效应。其隐含逻辑是：正在进展中的项目可能由于两种机制引起族群身份的增强，未来即将开展的项目暂时不会引起族群身份的增强。但该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反向因果和自选择问题，项目的进展可能本身也是受到族群认同的影响。例如，族群动员更强的地方，项目则会更快动工；族群动员更弱的地方，项目更倾向于排在未来展开，而不是现在进行。
其次，本文在机制检验中，对机制一和二的检验可能仍面临挑战，本文开篇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机制。机制一：在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斗争中动员族群身份，机制二：在援助分配中被感知的族群偏见引发了族群不满，激发了族群身份动员。其核心逻辑是，如果机制二成立，则之群体内外的族群身份感将会有异质性。如果机制一成立，则任何国家的援助都有可能激化族群身份的动员。实证结果表明，生活在正在进行的中国项目附近会使族群身份更加突出。群体内外的族群身份没有异质性，则机制二不成立；国家援助并不是都激化身份动员，则机制一不成立。是否能借此认为机制一、机制二不成立，本身存疑。同时，本文也没有在具体的案例中提供关键证据以印证或证伪机制一和机制二。
在开放讨论环节，与会同学们提出了诸多问题，例如：
1、本文探讨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第三种机制——本文识别出的影响可能是项目信息、选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实际援建的项目带来的影响。
2、本文没有考虑其他国际组织或类似机构的发展援助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竞争或互补效应）
3、外群体可以进行再划分，例如，受访者族群和总统族群关系是友好或敌对
4、宗教认同、政党认同也可以影响族群认同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