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2025年春季学期第6期“前沿研读沙龙”于2025年7月19日在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行。
本期读书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赛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叶清漪主讲。主讲人对期刊文章《内战调解的地区困境：冲突环境如何塑造和平进程？》（Civil War Mediation and the Conflict Environment: Does Regional Instability Influence the Onset of Mediation?）做了主要内容的介绍以及统计分析过程的复刻。本期读书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主任漆海霞老师主持，并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张晟昊老师作为点评嘉宾。
01 主要内容
张赛同学首先介绍了文章的背景。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经历长期内战却难以获得国际调解；而印度尼西亚的亚齐冲突或莫桑比克内战，尽管暴力程度相近，却获得了更频繁的第三方调解介入的情况。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影响国际调解的不均衡分布？作者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发现既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冲突成本理论、第三方利益理论以及冲突外溢理论。内战的分析大多集中在直接的战斗方和国际调解者之间的关系，但本文探讨内战发生的地区背景以及邻国不稳定如何影响冲突，如何影响调解过程。
接着，张赛同学介绍了调解过程中发起与接受的动因。对调解者而言，国内暴力由于地区的空间和时间冲突背景而扩散或恶化。调解提议的发起受冲突特征、第三方的利益、偏见以及资源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对冲突方而言，冲突环境承载着不同的成本。叛乱分子和政府必须评估谈判的效用，以及调解者可能提供的掩护、减轻成本或提高成功率的潜力。尽管调解会减少决策自主性，并且可能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但研究表明，在高成本的情况下，冲突方往往会接受调解提议。冲突环境影响调解过程中的内部成本（金钱、时间、声誉和机会成本）以及外部成本，由于调解者需要承担因其自身行动及冲突方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因此，提出假设1: 随着内战国家周围冲突环境的恶化，第三方难以提出调解。同时，高度冲突的环境模糊了交战者评估其对手能力和决心的能力，内战更加充满信息不对称力，减少了双边解决的前景。作者提出假设2: 随着内战国家周围冲突环境的恶化，冲突方将更有可能接受调解提议。
02 实证分析
叶清漪同学首先对文章的数据集、模型和变量进行了介绍。作者基于Greig和Regan(2008)的数据集开展研究，该数据集记录了调解提议与争端方接受调解的详细信息。案例覆盖 1960—1999 年间全部内战，涵盖所有“内战—第三方调解者”二元组，分析单位为“内战—第三方调节者—年”，共生成 174 962 个观测值。在该时期内，共提出 295 次内战调解，其中 262 次被交战方接受。
研究采用Heckman probit模型，分别以“调解提议”和“调解接受”作为因变量：第一阶段分析第三方是否提出调解（二元变量，1表示提出，0表示未提出），第二阶段在提出调解的基础上，分析争议方是否接受调解（二元变量，1表示接受，0表示拒绝）。文章的自变量是冲突环境。作者将其定义为国家在时空维度上毗邻暴力的程度，采用 Reid 等人（2021）提出的“冲突环境分数”来衡量一国所面临的冲突环境（图一）。此外，作者还考虑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表一、表二）。
图1：自变量操作化
表1：调解提议阶段的控制变量
表2：调解接受阶段的控制变量
叶清漪同学进一步介绍了作者主模型部分构建的3个模型：
- 模型1：估计CE分数对调解提议和接受的影响，包含全套的控制变量
- 模型2：将模型精简为仅包括国内和冲突级别控制，包括先前调解次数、冲突强度 和提议阶段的冲突持续时间以及接受阶段的强度、持续时间和冲突原因
- 模型3：在仅有国际和二元级别控制变量的存在下估计冲突环境对调解提议和接受 的影响，包括过去干预、历史和经济联系、地理接近性和第三方声誉。
随后，叶清漪同学根据作者提供的源代码，对全文主要的分析过程进行复现，基本重现了全文的图表。（注：因作者未上传绘制图表的具体参数，复现图表与原文图表在样式上有所差异，复现结果一致）
图2：正文主要回归图表复现代码
图3：调解提议阶段复现图表与原文图表
图4：调解提议概率复现图表与原文图表
图5：调解接受阶段复现图表与原文图表
根据图表展示的结果，调解提议阶段，冲突环境（CE分数）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随着地区冲突环境的恶化，第三方提供调解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调解接受阶段，冲突环境（CE分数）系数为正，但在模型1中结果并不显著，而在模型2和模型3中显著，对于假设2的支持有限。这一结果表明地区冲突环境对争议方是否接受调解的影响有限。内战争端方在冲突环境恶化时可能更倾向于接受调解，但其决策更受调解者声誉和本土冲突的影响。
作者进一步检验了第三方偏见（防御条约和历史联系）是否能抑制冲突环境对调节提议的负面影响（即使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能否指望带有偏见的第三方提供调解？）回归结果表明有历史联系的第三方以及与冲突国家签订防御条约的第三方更具有调解动机，但是当冲突环境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们对提出调解同样会更加犹豫审慎。
图6：复现图表与原文图表
（左图为有历史联系第三方的调解提议概率，右图为有防御条约第三方的调解提议概率）
最后，张赛同学对本实证中的稳健性检验进行介绍：文章总共运用4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为：（1）重新计算CE分数：去除国家自身内部冲突历史信息，以单独分析外部冲突影响。（2）复制经典模型：将CE分数嵌入经典模型，作者将冲突环境（CE）分数嵌入Greig和Regan（2008）所使用的原始模型中， CE分数被整合到一个调解发生模型中，该模型包含了一系列广泛认可的协变量，用于衡量调解成本、冲突本身以及调解方和冲突方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作者使用剔除国家自身内部冲突历史信息的CE分数（即仅保留外部环境影响的版本）进行测量，以期通过评估外生变量（如周边冲突）对调解发生率的影响，对既有研究进行补充。（3）空间依赖性检验：通过空间滞后变量控制调解提议的空间自相关性。作者通过构建邻接矩阵、给邻国关系加“距离权重”、 计算“调解提议”的空间滞后项（Spatial Lag），确保真正测量的是“冲突环境对调解行为的影响”，而不是“邻国都在调解，我也跟着调解”。同时作者进行了保守控制变量，即对潜在的时间同步性问题进行控制，包括滞后变量和剔除无法滞后的变量。作者通过“滞后变量”处理和变量剔除的方法，解决了模型中潜在的“同期性问题”，并验证结果的稳健性。（4）替代性测量：作者的主要变量是冲突环境分数（Conflict Environment, CE），该融合了空间和时间上邻近国家的暴力历史。尽管 CE 指标理论联系紧密、解释力强，但为了稳健性，作者也引入其他几种常见的空间冲突测量方法进行对照，以确认结论是否稳健。从标准空间滞后项、邻国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二元变量）、区域内冲突总数（t-1）、扩大CE测量范围至2000公里四种方式进行对比对照。
随后为规避固定效应模型局限，研究者交叉验证混合回归、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比较不同模型对国家特征、时间效应的处理方式，证明核心结论不依赖于单一模型假设，尤其随机效应模型对国家异质性的控制进一步排除了潜在偏差。针对潜在语义标度的单维局限性，作者构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全球议程主题的词典替代指标，通过相关性检验（r=0.47, p<0.000）验证语义标度得分与术语占比的高度一致性，并采用全球议程术语占比及绝对数量双重指标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均复现了"领导人全球议程讨论显著低于其他代表"的核心发现，且该效应不受演讲长度影响。这种多方法论互补策略有效克服了文本缩短等数据限制，确保结论在语义分析框架变革下仍保持稳健。这些多重检验有力支撑了H1的核心结论。
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
根据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不同的替代指标均支持主模型核心结论：周边暴力冲突显著降低第三方调解意愿；冲突方的接受意愿不受这些替代指标影响，进一步印证：冲突方更依赖本国情况做判断；同时，仅“地理空间邻近”不足以解释其战略考量，原始CE指标最能捕捉调解行为的空间、时间维度。
03 活动总结
两位主讲人介绍了文章结论：第三方调解者会将区域安全动态纳入决策考量，因为担心成本高、风险大、声誉受损,冲突环境会显著降低第三方提供调解的可能性。与假设不同，地区冲突环境对争议方是否接受调解的影响有限。内战冲突方在冲突环境恶化时可能更倾向于接受调解，但其决策更受调解者声誉和本土冲突的影响。在讨论环节，同学们针对变量的操作化、理论机制的逻辑性以及可能的竞争性解释等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主讲人对此进行了一一回应。在点评环节，漆海霞老师肯定了主讲人对文章介绍与复刻的细致程度，并对本篇文章的实证部分做出点评，强化同学学习的亮点。张晟昊老师也指出，本篇文章提出CE分数是文章的特色，鼓励同学们多多学习。